他的这种中西兼顾、新旧并陈的变法思想在他起草的《明定国是诏》中有明确体现。同时，他不赞成康有为等的速变、全变的激进路线，认为“变革太骤，亦恐贻忧”，变法必须“平和”、“稳妥”；认为只有“以平和剂群嚣”，才能减少乃至扫除反对变法的阻力，使变法最终得以实现，一切操之过急的做法都无济于事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他曾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若臣在列，决不使其灭裂至此。” [19]

书画方面

翁同龢书法

翁同龢少年时就以能书闻于乡里，中状元后书名更大噪。其实，他所下苦功持久至深，也真是夙兴夜寐。他自云“点灯弄墨真无俚，忘却明朝橐笔忙”，进入了忘我境界。他广览碑帖，刻意摩挲各家风格，吸其精髓。他最欣赏蔡邕书法“骨气洞达，爽爽如有神力”，更赞颂颜真卿书法的劲健笃实，浩然大气。他的心得是，学碑帖“重在气势，不在点划”。有一次，他在旧山楼文人雅集上读自已学书经历：五岁描红，八岁临帖，先学中楷，后习大小楷。他涉猎各体虽各有依傍，但不受拘束，一贯主张“陶冶众体而成一家，不必囿于某家某法”。他不仅旦夕临砚苦练，还注重书法理论之通晓，经常研读唐孙过庭《书谱》，宋代苏、黄、米、蔡四大家书法论文及清朝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等典籍。翁同龢楷书淳厚中蕴潇洒之气，苍劲中显丰泽；草书行云流水，颇具怀素神韵。徐珂在《清稗类钞》中言翁同龢“书法不拘一格，为乾、嘉以后第一人”，杨守敬在《学书迩言》中也以为“松禅学颜丰厚，老苍之至，无一稚笔，同治光绪间，推为天下第一，洵不诬也”。 [20]他的书法名声甚至远播海外，朝鲜大官闵台镐、闵泳翊等曾托使者来北京求他写字相赠。 [44]不过翁同龢自已曾谦虚地表示：“世人盛推吾书，实则吾于书法，茫无所知，去伯寅（潘祖荫）甚远。伯寅尝笑吾杜撰草法，诚中吾病。盖四十后，方有意学书，笔性既拙，又苦无多暇，是以终无成就。” [81]

梁启超说：“松禅本擅画，为书名所掩耳。”翁同龢学画迟在同治前叶，时已年近四十，且并未从师，而是从临摹入门。他居官京师，常至厂肆玩赏书画，遇见佳品，便爱不释手，却又无力购下，往往向同好收藏者借来临摹，痴迷以至连宵不辍。最喜临摹“四王”山水画卷，对八大山人朱耷的人物花卉亦爱涉猎。他认为：“一幅画是否深厚，不在密致稠叠，所谓深厚，在笔不在境，虽草数笔，未尝不深且厚也。”所以，翁同龢所作多为笔致疏少、意到为先的文人画。翁画传世者以山水为多，素竹次之，花卉较少，且尺幅多数不大。如仿丁南羽云山图中堂条幅已属巨构，又据郑逸梅记云：“其手迹有一六尺卷，临倪鸿宝山水，藏同邑俞运之家，除翁自题外，尚有陆懋宗、梁节庵、徐花农、沈涛园、沈子培、庞劬庵题句，为翁画中尺幅最长者。”翁氏所作山水画幅疏淡清逸，拙中见雅，自谓“破墨枯毫任自然”。 [20]